徐景安
· 深圳市景安精神关爱基金会创始人
· 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创始人
· 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
· 原深圳任体改委主任
· 原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
徐景安 1941年12月27日，出生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特聘教授。
1959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1964年7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1979年至1984年，先后在国家计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8年任深圳体改委主任，1990年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
现任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深圳市景安精神关爱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深圳市景安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唐华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
1964年7月，徐景安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本来已经考上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所，但是那一年党中央成立了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来复旦大学选人，把他选上了。于是，徐景安被分配到了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后来，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撤销，成立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他留在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由陈伯达领导，文革中陈伯达倒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被下放到了“五七干校”。徐景安在河南信阳罗山“五七干校”干了一年，来到北京军区炮兵政治部当教官（马列主义教员）。
第一章 为中国与深圳的改革做贡献
当了5年教官后的1979年初，他被调到了国家计委研究室。当时，国家计委研究室研究人员总共才4个人，两个人研究生产力，两个人研究生产关系。他和魏礼群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那时，打倒四人帮两年多，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进入历史性转折。理论界的一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交换，还是商品经济。胡乔木写了一篇文章，叫《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实现四个现代化》，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批评按长官意志，搞瞎指挥。因此，像国家计委这样的部门，都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
他通过深入研究写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从我国社会条件出发，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以及同一个所有制中各个经济单位之间仍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异和矛盾，建立在这种不同的经济利益之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因此，既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也要尊重价值规律。这就势必要求“生产计划，实行国家计划与企业自决计划相结合”，“物资供销，采取商品计划贸易和商品自由贸易相结合”，“产品价格，实行固定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相结合”。 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了近400名经济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价值规律讨论会，他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这篇文章，引起与会者强烈反响。这篇文章，成为他步入改革战线，为我国改革献计献策的一个里程碑。
他是我国第一份改革总体规划的起草者
1979年7月，国务院财经委成立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张劲夫领导，国家计委综合司处长柳随年和徐景安两人负责日常事务，进出口委的季崇威兼职参与。他们举办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当时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主要代表人物有两个：一个是蒋一苇，倡导企业本位论，主张以企业为本位，来构建整个体制框架；一个是杨培新，主张改革三大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组织专业公司、发挥银行作用。综合多方面的意见，徐景安执笔写出初稿，由张劲夫主持又开了一系列座谈会。1979年12月3日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这个设想提出了五大改革原则：一是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二是把单一的行政管理经济的办法，改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相结合，以经济办法为主，保持必要的行政手段；三是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扩大企经营管理自主权；四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有利于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出发，划分中央部门与地方的权限，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五是正确处理政治思想教育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在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倡照顾全局利益，发扬共产主义风格。
1980年初，由李先念主持，在中南海召开国务院财经工作会议，讨论这个稿子，徐景安参加，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中央的决策会议。从晚上7点开始，开了一个半小时，到8点45分，李先念总结说：“我建议，这个文件还是先发下去试行。”这样，中央的最高决策定下来了！现在想想，当时会上，没有任何人提反对意见，就通过了，这个稿子，事先应该得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中央主要领导的认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下发至各省市试行，成为当时全国拉开改革开放序幕的第一个具有指导性的重要文件。1980年，中央就把体制改革研究小组这个临时机构改成了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
他建议优先发展消费品生产，被国务院采纳
1980年，由于我国搞了一个“洋跃进”，引进宝钢等22个大项目，发生财政巨额赤字。所以，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对国民经济做出调整。徐景安是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成员。针对国民经济现状，写了《要放慢还权还利的步子》一文，意思是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财政赤字，对农村政策的调整和企业改革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大。要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要求，对改革重作安排。中央一位主要领导看后，于1980年11月22日批示：“这是徐景安同志就当前经济改革写的一篇意见书，现印发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一阅。徐景安同志原是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现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我认为，他提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很值得重视。”中央的方针改成以调整为主，改革要服从调整。
经济调整，就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求得收支平衡。这样，钢材卖不出去了，机器卖不出去了，水泥卖不出去了，生产就萎缩，收入下降；而人员不能裁减，工资还得照发，支出喊少不了，就会带来新的不平衡，导致恶性循环。于是，他又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们不得不采取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这一措施，这是使国民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一着。”“主动压缩这部分生产能力腾出能源、原材料，保证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以增加收入，稳定市场，是继压缩基建投资以后，使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第二关键一着。我们的希望在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所增加的收入，不仅能弥补压缩生产资料生产所带来的收入的减少，而且能弥补各项补贴、经费等支出的增加，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这样，我们的经济就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中央主要领导看后，给予充分肯定，于1980年12月22日批示：“暮桥、马洪、季立同志：小徐写的这篇意见，我认为可以由研究中心组织讨论。不仅经济理论工作者，也吸收一些实际工作者参加。然后再把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提到财经小组。”这样中央前后组织了5次讨论，发了5期简报。从大城市开始抓发展消费品生产。
1981年4月，徐景安起草了这位中央领导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发展与改革的九条意见。通过调整结构，发展轻工业，改变社会主义国家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老路。从1981年开始，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冰箱、电视机等“三大件”、“五大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就优先发展消费品生产，使我国较早地调整了轻重工业不合理的生产结构。这又与改革主要是调动地方中小企业、社队企业、民营经济的积极性相一致，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推力。
他力推中国改革市场取向的确立
从1980年到1984年，徐景安先后参与起草了8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划、方案、意见、汇报提纲。1982年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由国务院总理担任主任。薄一波、安志文、廖季立、周太和、童大林等担任副主任，下面设总体规划组、生产组、流通组、试点组等，徐景安被任命为总体规划组处长，负责文件起草工作。
改革是一个在探索中渐进的曲折过程。1979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提出“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0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指出“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并存的商品经济”；1982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改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1983年《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提法则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的决定》才确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些提法变化的背后反映了一个实质问题，由国家为主组织经济活动的体制要不要改？简单来说，生产经营活动是由国家管，还是企业管？今天看，这算不了什么问题。当时却是一个大问题。国家通过指令计划、调拨物资、规定价格来控制企业，以确保国家的重点项目、骨干企业的运行。由政府组织企业的产供销，就从中央到省、市、县设立一系列部门，除了计委、经委、财政以外，还有冶金、煤炭、机械、电子、纺织、轻工、物资、价格等部门……单机械行业就有一机部到八机部。上述提法的改变，关系多少部门的生死存亡以及权力的分配啊？
这过程中，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斗争，1983年中央发起了“反精神污染”的运动。理论界、文艺界反精神污染，开始波及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徐景安关于实行政企分开的观点，杨启先关于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和价值规律是双胞胎的观点，都被整成“精神污染”。 1986年，中央又发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反右成为主要倾向，改革停顿下来。特别是1987年要召开党的十三大，如果继续反右，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就会全面左转，后果将十分严重。
在这个关键时刻，徐景安与李峻，于1987年3月13日，联名写信给邓小平，说：“高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两面旗帜，反对‘西化’和‘僵化’两种错误倾向，是我党今后长期的任务。当前，突出反对‘西化’倾向是必要的。但从总体上需要对两种倾向的实际危害做出切实的估计。”“存在西化倾向的大多是青年学生和文化工作者一部分人，他们的社会影响不能低估。但他们毕竟不掌管国家的领导权。而存在僵化倾向的，大多是实际掌握领导权的一批干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将左右国家前进的方向。我党的严重历史教训之一就是对上述两种错误倾向没有能做出清醒的、恰当的估计，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对两种倾向的实际作用和危害，做出总体上的估计是必要的，以便在突出反对某种倾向时，掌握必要的度，保证我国改革的顺利前进。”信还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形势，要解决三大难题：一是企业改革，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价格改革，处理好国家与老百姓的关系；三是机构改革，处理好国家与干部的关系。结论是“改革需要强大的舆论开路和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撑，才能克服困难，胜利向前。”这封信对于邓小平判断反左反右，哪一个是主要倾向起了一定作用。1987年7月4日，邓小平在《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的谈话中指出：“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在‘左’。”这为党的十三大召开确定了政治方向。1987年10月中央领导在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得以确立。
他主张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改革思路
农村承包，企业改革，都讲利益了。有利就干，无利不干，这是很自然的。价格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比如玻璃，按面积计算价格，那就大量生产薄玻璃；按重量计算价格，就大量生产厚玻璃。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结果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煤炭价格调一点点，电力就要涨价，铁路运输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销售价不让动，怎么办？后来想了一个办法，调价以后，谁利润增加了，国家收回来；谁吃亏了，国家再补贴。最后什么结果呢？拿到好处的，国家收不回来；亏损的，国家必须补贴。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
1984年9月3-10日，由《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等单位筹备发起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史称“莫干山会议”。会议分七个组，第一组就是价格组。徐景安一直在这个组，田源是价格中心出来的，主张“调”；张维迎是按论文选来的，则主张“放”；华生等主张改调结合。当时，吵得热火朝天。
徐景安为会议撰写了主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考虑到由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随着一个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一个个行业的放开，就会出现统配内的计划价与自销的市场价，应配套建立物资市场。这份报告写出来后，他兴奋不已，在杭州西湖边散步时对张钢他们说：“金苹果已长出来了！”果然，报告送上去，9月20日，张劲夫就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中央主要领导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由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这就是我国价格改革实行双轨制的由来。
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分配比例逐步缩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价格双轨制，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更具有深刻意义的是，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
双轨制的好处是明显的，一下子放开，经济承受不了，观念也接受不了，干部也得培训啊。最重要的是，一直有强大的反对派盯着。旧的一轨保留着，他们好接受，没话说啊！中国搞休克疗法，不用说别的，先把你休克！双轨制也一定会带来问题，这就是新旧体制的矛
盾、摩擦、漏洞，腐败也由此而生。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官商结合、倒卖物资，不断将计划内倒到计划外。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也就从这里开始。价格双轨制后来演变为中国渐进改革的模式。
徐景安也从处长提拔为体改所副所长。
他提出住宅商品化是住房制度改革最佳选择
我国城市住房制度一直采取国家包下来的办法，由国家投资建房，再无偿分配给职工。当时，全国城镇公有住宅9亿多平米，实收租金1亿元，每平米租金0.11元，远不够管理、维修之用，致失修失养的住宅占一半以上。为此，建设部房管局提出来，要将房租提高到每平方米0.54元。这同价格改革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提高房租，涨不涨工资？不涨工资，老百姓要骂娘。提房租、涨工资呢？住小房子的，可能有好处；住大房子的，就要多掏钱。老红军、老干部能多掏钱吗？算下来，还不如不改。改了以后，国家还得多掏钱。
1984年5月，徐景安在《试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文中提出：“现行的住房政策必须代之住宅商品化，这是解决住宅问题的惟一出路。”具体做法是“变住房无偿分配为补贴出售、优价出售和全价出售”，“变低房租为半价、全价房租”，“公有住宅折价出售”，“住宅建设产业化”。1984年底和1985年初，他两次向中央提出：提高房租不是为了弥补亏损，而是立足于把房子卖掉，即房租提高到使买房比租房合算。全国9亿多平米的公有住宅，以每平米50元出售，国家就可收回450亿，投入住宅再生产。极而言之，把房子白送给老百姓，也是财政甩了包袱，不用再补贴了嘛！提高房租，职工可以买房，就不会有意见。如果，得不到房子的所有权，房租提高一点，职工也不愿接受。住房制度改革还可以引导消费。当时，职工有钱就买彩电、冰箱，生产不出来，只得大量进口，而房子伸手向国家要，国家没有财力建房。住房制度改革后，职工有钱就先买房了，减轻了对进口消费品的压力。中央赞同徐景安的意见，成立国务院住房改革领导小组，徐景安为小组成员，全程参与我国住房制度改革。
住房改革领导小组形成两种意见，建设部房管局的意见是提高房租，徐景安则主张卖房。他对房管局的同志开玩笑说，你们当然不赞成卖房了，房子卖掉了，房管局局长就当不成了。住房在地方手里，住房改革自然由地方决策。不久，形成青岛模式，提高房租，发放住宅券作为过渡；上海模式，小步快跑，逐步提高房租；深圳模式，提高房租，折价出售，一步到位。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殊途同归，最后都实行了住宅商品化。
他推进了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场的兴起
企业改革怎么搞，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当时，主要有三种思路，一是搞承包，政府确定企业承包基数，企业按承包基数去完成，这有很大的随意性，效益上去了，好处由企业拿走；完不成的，企业可说出许多理由，政府也没办法。二是利改税，一刀切下去，企业接受不了，再来一个调节税，企业没有什么积极性。三是股份制。徐景安主张搞股份制。
1986年9月3日，徐景安写了《股份制：我国经济改革的新探索》一文指出：“联产承包制的推行，重新构造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细胞，这个环节的突破启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城市改革也需要找到带动全局的链条，这根链条也许就是股份制。它可以不同程度地解决企业制度、企业领导体制、投资体制、政企分离、条块分割以及资金短缺、规模效益、积累与消费的对立、生产要素的组合和流动等问题。”该文对股份制作了全面分析：一是企业吸收职工入股，增加了一层与企业资产的联系，“船中有货怕潮涨潮落”，对企业和职工具有更强的动力和压力；二是股份企业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规范了企业的管理体制，解决了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与厂长负责制之间书记为核心、还是厂长为中心的矛盾；三是实行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分离，即面向全社会的宏观管理和行业管理与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的分离，国有资产则分管理与经营两种职能，分别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负责；四是迅速地筹集资金和有效地组织供给是企业的要求，股份经济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企业自主权扩大以及经济联合发展所要求的自主地迅速地筹集社会资金的需要。五是建立证券交易所，通过股票的发行、转让，实现资金的合理流动，带动生产要素的转移，适时地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新华社国内动态于1986年11月26日将这篇文章，以《国营企业推行股份制是改革的重点》、《股份制将促进国家管理职能的改善》为题发表。
然而，对股份制反对的多、赞同的少。不少人认为股份化就是私有化。1987年，徐景安以中国体改所副所长的身份去河北的沧州、浙江的湖州和温州推动试点，将沧州轻化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后来上市了；湖州两个乡的企业管理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这样跑了一年很辛苦，当时深圳缺体改委主任，李灏同志原来是国务院副秘书长，调深圳当市长、书记。应李灏之邀，1987年底，他毫不犹豫地离开北京，去深圳就任。当时，在北京就是坐而论道，已改不下去了。
来到深圳，他如鱼得水。在李灏同志的支持下，将在北京想做而做不了的，在深圳一步步推行。深圳与内地不同，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大多采取股份形式，至1990年3862家工业企业中，股份形式的公司近2000家。在他主持下，企业处的张云东起草了《深圳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由市政府通过颁发。据此，对股份公司进行规范，并先后将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除原深发展外，将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4家改组为上市公司。
当时，搞股份制需要莫大的勇气才能推进。王石找徐景安要求万科上市，是为了摆脱上级公司的领导。万科的上级公司是特发集团，作为直属企业，王石随时可被罢免。王石想搞成股份公司，再上市，特发集团就是一个股东了。特发集团董事长袁陶仁也许看穿了王石的用心，以股份化就是私有化为名，反对万科改造为股份制。那时，只要搞股份制，徐景安就全力支持。他为万科上市，可以说是上窜下跳。一是找李灏同志寻支持，二是找袁陶仁做工作，三是到万科做动员，四是为万科发行股票搞推销。他去深宝公司动员了两次，最后还是打电话给他：“徐主任，不好意思，我们作了研究，还是不上市。”那时，搞股份制、上市，是他到处去求企业啊！股票发行也不顺利，深发展股票一开始只被认购了49.8%，万科股票剩下150万股没人认购。那时，买股票是凭觉悟，与买国库券差不多。1989年受“六四”事件影响，股价跌到低谷。
1990年3月，深圳股市热起来了。当时5只股票，3个证券营业点。股票转让，到营业点排队。人头攒动，股价飙升。今天看，这是股票供不应求，多搞几家公司上市就是了。但北京干预了。说是5只股票搞得全国沸沸扬扬，再发股票，那还不翻天？要深圳先把5只股票的价格压下去再说。在张鸿义副市长主持下，深圳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多次开会研究，先规定股价不得超过10%，后来是5%，再后来是1%，但股价越压越涨，并出现了场外黑市交易。没办法，只好向国务院写报告，请求允许发行股票。同时跑北京向主管股票发行的人民银行汇报。
徐景安等人跑到北京就是讨论股票与存款有什么区别这样的常识问题。他讲，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钱，随时可提取用作消费，而买了股票，就是投资；存款是银行的负债，而股票是企业的资本；企业融资只有贷款一个渠道是不够的，还需要开辟直接融资的渠道；老百姓有钱，可以存银行、买债券，也应该允许买股票。发行股票是存款搬家，但这个家必须搬、应该搬。这是企业改革的需要、金融改革的需要、投资改革的需要。
北京总算被说动了，1991年，深圳公开发售股票。凭身份证买认购表，再凭认购表买股票。当年成功地发售了300万张认购表。到了1992年8月10日，如法炮制再次发售，就出事了。没有买到认购表的人，游行、烧汽车，轰动全国，郑良玉市长为此而下台。1992年10月15日，徐景安写了《深圳股票发行事件之我见》：买股票本来是风险投资，结果变成福利事业，凭身份证认购。1991年买股票发财起了极大的示范作用。1992年上百万人拥入深圳，收集了一大堆身份证，尽管认购表从1元一张，提高到100元一张，也供不应求。再加上一部分认购表被私分，许多人买不到，引起不满。在发行办法的讨论会上，他曾提出买股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钱，二是有知识，因此建议由股民竞投，即根据每家上市公司的业绩，填报认购的价位和股数，并交纳预押金。让买股票的人认识到买股票不是福利，而是风险投资。但在当时情况下是行不通的。深圳的股票事件的发生，才改变了发行办法。
对股票市场的最大质疑，就是姓社姓资，股票自由流通，企业岂不都私有化了？为了保证公有制为主体，只能限制公股交易，仅25%的增量股份可以流通，这就坚持了所谓社会主义。他在1991年3月18日写的《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继续完善股票市场》一文中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公股进入市场，一则可以起调节市场的作用，当股价飞涨时，可以抛售公股；二则可调整结构，卖掉公股的收入，可用于电厂、公路、机场、港口的建设。
股权分置、一股独大带来种种弊端，全流通问题成为中国股市的老大难。2001年5月，参照境外的经验，宣布国有股按市价减持。这犹如蓄洪的堤坝倒塌，引发中国股市长达4年的持续下跌，造成股民、机构亏损累累、惨不忍睹。2005年4月30日，终于出台了一个解决股权分置的办法，非流通股取得流通权，要支付流通股对价。这是一个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的土办法。于是，有人情绪激愤地批判道：“实施对价补偿损害了市场经济和产权制度的基础，破坏了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是明目张胆、明火执仗地侵占和剥夺非流通股股东的合法财产权利。”剥夺了非流通股流通权达十数年，非流通股是主要受害者，现在要回自己正当的权利，居然要支付对价，这岂不是侵占、敲诈和掠夺？
2005年11月3日，徐景安撰写了《中国股市的症结在哪里》一文，指出：流通股用高价购得发售的股份，增加了企业的净资产，非流通股得以分享。非流通股是股权分置的得益者，而非受害者。非流通股获得了流通权，将享受市场溢价，这又是锦上添花。而流通股在股市的下跌中已经亏损严重，面临非流通股流通，股价会进一步下移，这是雪上加霜。非流通股流通，就成了一个利益分配问题，即非流通股流通的溢价收入归谁，这块蛋糕怎么切，才有利于股市的长远发展。他的结论是：“保护了股民，就是保护股市，保护股市，就是保护国家利益。”股市全流通问题，在证券委的领导下终于解决，迎来了中国股市的春天。
他首创产权转让交易所，推动企业破产机制建立
企业是一种生产经营单位，办得好的就应该发展，办得差的就要淘汰。我国国有企业，有一大批是生产能力闲置、严重亏损，不能向社会提供有效供给，但照发工资的。这是造成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徐景安一到深圳，就为好企业搞股份制、上市；主张差的企业就转让、破产。
1989年，他起草了《深圳市国营企业产权转让暂行规定》，以市政府文件下发。这个《规定》有两大创举：一是成立产权转让办公室，设在体改委市场处，负责产权转让的实施和审核；二是实施强制产权转让，对长期不能清偿债务、经营状况很差的企业，提出建议报批后实施。1992年又以市体改委名义下发了《在市属国营企业中“消灭企业亏损，消灭亏损企业”的通知》，提出企业连续三年经营亏损的，实行强制破产或产权转让。总之，你不消灭亏损，就消灭你。你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你消耗的是国有的资产啊！到1993年共有65户企业实行整体产权转让，转让资产总额达2.6亿元。1993年２月, 成立深圳市产权交易所，成为全国第一家产权交易机构。
1995年5月16日，他在《投资导报》上发表文章《收购与兼并是中国经济的下一个热点》：“推进收购与兼并，淘汰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淘汰不合格的企业家，生产要素逐步向先进的企业、优秀的企业家流动，才能实现存量资产的合理配置，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对于收购兼并是否是私有化的问题，徐景安回答说：“由实物资产变为货币资产，我们用这笔錢，去建设电厂、码头、铁路、高速公路，这依然是国有资产。而且结构作了调整。我国国有企业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缺的是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能出让一部分国有企业套回现金，投资于能源交通，这实在是件大好事。”
产权转让在西方纯粹是商业行为，也没有产权交易所。混不下去，就卖啰！双方派律师、会计师或投资顾问一谈就可成交。政府是防止兼并中的垄断。产权交易所是徐景安在产权制度改革中的一大创新，解决了我国一大批国有企业长期亏损而无法处置的大问题。
1991年12月26日，他起草了《深圳市国营企业强制依法破产实施办法》。这个《办法》，打破了“破产一般是由债权人或债务人申请的”这一常规，实施依法强制破产。指“对达到法定破产界限、确已无法挽救而债权人和债务人仍不申请破产的企业，由政府和有关部门強制其依法进行破产。”文件规定下列企业实行强制破产：1、连续三年发生较大数额的经营性亏损，或亏损年度不足三年但亏损数额巨大，到期债务超过企业实际资产一倍以上的；2、已停止经营或基本停止经营，确无可能清偿债务的；3、管理混乱，资不抵债，整顿无效的。上述情况，要是发生在私有企业，债权人和债务人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早就申请破产了。可是国有企业就不同，不是亏自己，而是亏国家。强制破产，是政府履行资产所有者的职能，减少损失，并让所剩的资产通过破产处理，重新创造价值。1992年1家国营企业实施破产，2家外资企业和1家外资银行破产处理。
市场经济就是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进入市场，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资本、人力要进入市场，作为生产要素载体的企业也必然要进入市场。企业产权转让和破产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为长期困扰我国经济的国有企业亏损问题找到了一个良方。
他参与绘制国有企业管理架构、企业制度改革蓝图
1987年8月17日，徐景安与周少华合写了一篇题为《利税分离，划分产权，三权分立，重塑国家经济管理格局》的文章，指出：8年来的改革，在传统公有制基础上引入了市场机制。人们从市场运行中获得利益，而把风险留给了依然吃大锅饭的国有资产。传统体制下的国有资产也不能随市场供求的变化实现流动和重新组合。可以说，在传统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不起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机制，引入市场机制也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必须改造传统公有制，重新塑造国家经济管理格局，为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建立框架和基础。
改革的思路是通过划分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国有资产的经营权与企业生产经营权，建立国有资产的管理体系和经营机制，以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和收益的扩大。为此，须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格局，将国家的资产管理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分开，在此基础上划清中央与地方的职责范围，然后按照各自的产权建立国有资产的管理经营体系。
该文具有创见意义的是提出组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建议，有权变卖、出租下属企业资产，也可折股出售。当时全国有5000亿的国有固定资产是凝固僵化的，1/4的国营企业长期亏损不能改组，这就不得不依靠有限的增量来调节。不合理的资产存量，拖住了相当一部分增量，死的拖住活的。这是传统体制下生产要素配置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也是传统体制引入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障碍所在。资产经营公司为实现资产增值，使必须淘汰的企业迅速实现生产要素的转移，使需要发展的企业迅速扩大规模，从而推动产业结构与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使市场机制能真正发挥调节供求的作用。
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他就到河北沧州进行试点，于1987年7月25日制定了《沧州市轻化系统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案》：通过划分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国有资产的经营权与企业生产经营权，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并按照责任与权力、收益与风险相对应的原则，建立国有资产的经营机制，实现国有资产收益的扩大和增值。改组轻化局，实行职能分解。将党政工团等政治、社会管理职能，下放企业所在地区管理；将规划、统计、质量检验等行业管理职能，上收到经委设立轻化科承担；建立轻化系统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负责管理经营轻化局所属9个国营企业的资产。它具有收益分配权、经营控制权和财产处置权，承担国有资产增值、实现利润递增和资金利润率提高的责任。沧州市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负责管理、考核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深圳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作了探索，较早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兼有资产管理与投资的职能。徐景安来深圳后，于1988年5月起草了《深圳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建议成立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对全市国有资产行使管理权。分解投资管理公司职能，资产管理职能收归资产管理局，投资职能由投资公司承担，将现有的集团（总）公司改组为资产经营公司。投资公司与资产经营公司成为国有资产的经营载体，承担资产增值的责任，拥有处置资产的权力。这个设想显然削弱了投资管理公司的权限，导致他与投资管理公司关系的紧张。1992年深圳成立国资委。1996年市属国有企业分别由建设控股、商贸控股与投资管理公司经营管理。2004年，改由国资委直接管理23家大型国有企业，成立投资控股公司管理需要改制的国有企业。
我国企业一直按照所有制划分为全民、集体、私营和外资。在国际贸易中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山西某贸易公司欠德国某公司的钱，由于找不到山西这家公司，德国公司就把海南某远洋公司的船扣了。理由是这两家公司都是全民所有制。他在1990年写的《深圳股市的深层思考和完善对策》中指出：“国营企业责任界定不清，缺乏承担风险的能力，在对外交往中，实际上由政府承担最终的责任与风险，国营企业制度难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采取国际通行的股份制形式，把国营企业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他在全国体改工作会议上，建议按所有制划分为全民、集体、外资、私营的企业制度，改为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公司和无限责任公司。1993年制订的《深圳市经济体制改革要点》中提出：按照市场经济运作的要求，建立产权关系明晰、财产责任清楚的现代企业制度。为此，必须将目前按企业所有制形式建立的企业制度，逐步改为新型的规范化的企业制度，即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公司和无限责任公司。
徐景安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先要有基本理论的突破，再进行实践上的突破。具体来讲，就是企业在一次分配领域，实行按要素分配，资本与劳动都享有剩余价值的分配权，即劳动应拥有股份。这样才能真正消灭剝削。在二次分配领域,财力应向社会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卫生、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倾斜。社会主义就是照顾好社会公共利益，而不是办国营企业。社会资本无力、不愿，而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况下，才由政府来投资，委托专人来经营。
他牵头制定了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初步方案
1987年，他到新加坡考察，新加坡用人单位与员工都按一定比例交纳，建立公积金，用于养老、住房，深受启发。1989年由体改委牵头，劳动、卫生、计划、财政、市总工会、市人民保险公司参加组成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工作小组，讨论方案。他担任组长，参照但不照搬新加坡经验，按工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个人帐户与共济帐户，当个人帐户不足支取时，由共济帐户补充，以弥补工资少或发生大病时抗风险能力弱的缺陷。此后，由体改委副主任陈道贻主持，市场处副处长杨建和主笔，市场处陈坚定作测算，经集体讨论，历时三年，于1992年拿出《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方案》，深圳市常委会先后讨论7次，终获通过颁布实行。这是我国最早制定的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方案，由职工与用人单位按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社会保险，用于养老、医疗及住房。后来，这项改革推向全国。
第二章 他为进入幸福为目标的新时代而努力
徐景安对中国和深圳改革做出了突出贡献，可称为中国的改革家。但是他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开始了新的篇章，转入了对中国和世界未来的思考。
2004年5月，徐景安在《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中，提出随着经济发展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最早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设想。2007年11月至2010年5月，他发起举行了二十次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研讨会，主持起草了《21世纪幸福宣言》，提出“幸福中国”成为中国改革的新目标，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开启了他人生中新的改革征程！
他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科学诠释
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而诞生的。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拉丁文SOCILIS，意思是这个社会是公共的、集体的、大家的。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部落利益至上、奴隶主利益至上、贵族利益至上、资本利益至上的社会，还没出现过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和追求。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一直存在认知误区。
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本质特征，道理很简单，社会主义如果不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怎么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相反社会主义如果是一部分人利益至上、既得利益至上，必然失去民心。
传统社会主义把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这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和手段。改革把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带来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提供了物质基础。至于实行什么所有制，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等，不适合非公经济投资，或者非公经济没有兴趣、没有能力投的，应该由国家投，或实行国有控股。其他领域都可放开。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个极端，一种视非公经济为敌，主张公有化。一种视公有经济为敌，主张私有化。
其实所有制的本质，最终体现在剩余价值归谁所有。名为公有，但剩余价值为少部分人占有，这是借公有为名，行私有之实。这是假公有制。私有制创造的剩余价值，一部分通过税收再分配全体民众，也能体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华为成为中国的骄傲，它的技术与产品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所惧。2018年华为仅交纳税收就710亿元，中国有10个、100个华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强大，还是削弱？
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应在经济领域实行公平分配，在社会领域健全公共服务，在政治领域推行民主法治，在文化领域倡导道德文明，在生态领域实施环境保护。
怎么综合衡量社会公共利益呢？这就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幸福，社会主义就是以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为目标的社会主张和社会模式。价值目标一定是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不是大部人，更不是少数人幸福。当然，实际结果由于个体因素等原因，只能是绝大多数人的幸福。
有不少人认为幸福是不能度量的。幸福有体现主观感受的幸福感，可以设计问卷向民众测评，有客观指标的幸福度可以设计标准统计，加权成为幸福指数。2011年，徐景安为汕头设计了“汕头市居民幸福感调查问卷”，从生活状况满意度、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治理满意度、生态环境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婚恋家庭满意度、自我状态满意度、汕头未来满意度等八个方面，一共提了114个问题，在全市随机抽取2100户居民样本入户调查。设计了“幸福汕头客观指标评价体系”，一级指标8个：扩大居民消费、改善居住环境、健全社会保障、维护公共安全、完善社会治理、彰显公平正义、提升文化内涵、关爱民众健康，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76个。主客观指标以6：4比例加权成为汕头幸福指数。这两套指标都与居民的切身利益相关，以幸福指数来考核评价，就能真实地反映民心、民意、民情。而以GDP总量和人均GDP为指标，会造成环境破坏、忽视民生、贫富悬殊，其弊端已为公认。
总之，社会主义就是民众普遍幸福主义，要求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以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为出发点与落脚点。
他倡导建立中国模式的幸福社会
中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资源短缺，不能走高消费、高负债、高福利的欧美之路，不能奉行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观。
当今中国，不少人以财富最大化为价值追求，以物的占有与消费为成功标志，社会舆论诱导、逼迫所有人追求物质，弄得人人恨不得都一夜富起来。于是，有山吃山、有水吃水、有权吃权……。无山、无水、无权的，就不择手段，抢劫、诈骗、贩毒、造假……。社会腐败现象渗透到各个领域。
他认为，不是人不该追求财富。而是要求在遵守基本的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的基础上，有本事致富的人去致富，有条件发财的人去发财；不能致富、不能发财的人，也要努力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但对国家、对家庭、对个人来说，物质、财富、金钱不是唯一的追求、唯一的尺度、唯一的标准。单一的金钱价值标准，不能为不同社会角色、不同文化修养、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智力特质的人提供不同的价值选择。一个人对物质的追求，受条件、关系、机会、资源的种种制约，不可能尽人如愿。将金钱作为衡量标准，人的心理永远找不到平衡点，现实总是跟不上欲求，别人为什么比我强，他人凭什么比我富？
中国就是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幸福之路，基本国策应该是：
第一、注重公平分配，缩小收入差距，防止财富向少数人集聚；
第二、健全公共服务，实行全民福利，消除特殊群体对公共资源的侵占；
第三、实行民主法治，建立公共财政，约束政府的自利倾向；
第四、推行集约经济，倡导节俭生活，改变浪费资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五、倡导情感关爱，改善人际关系，遏制损害他人的获利行为；
第六、创建幸福文化，普及幸福知织，走出以金钱为目的认知误区。
归纳起来，中国就是要创建中国模式的幸福社会，这就是全面小康，具有六大特征：经济殷实、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环境清洁、物质低耗、精神愉悦。
他称全面小康是：
“西方式现代化的反思
全球生态危机的对策
人类持续发展的良方
人的价值追求的觉醒
以人为本的体现
东西方文明的融合
人类新转折的启蒙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他把“新时代”定义为“为人民谋幸福的新时代”
新时代意味着核心理念和价值目标的转变。从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经历了38年，理念与目标是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新中国，这是革命的时代；
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改革，经历了30年，理念与目标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是政治挂帅的时代；
从1978年改革到2018年举行党的十九大，经历了40年，理念与目标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这是发展第一的时代。
那么， 十九大提出新时代，提出了什么新理念与新目标呢？
十九大报告：“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
《东方红》的歌词：“呼而嗨哟，他为人民谋幸福”，但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党的初心和使命写入党代会的报告还是第一次。过去我们提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两者有区别吗？
在建国68年的实践中，我们一直以为人民的名义提供服务，但这是不是人民所需要的服务，决定权在党和政府。所以，在“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下，我们办了许多好事，也办了不少错事。
为人民谋幸福则不同，幸福是不能代表的，幸福不幸福，由人民说了算，人民是主体。幸福是个体的感受，既要重視人民整体的利益，也要尊重每个个体的权益。所以，为人民谋幸福，要求提升我们的理念，一切工作都要以提高人民幸福感和幸福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但“为人民服务”与“为人民谋幸福”并不矛盾。“为人民谋幸福”是“为人民服务”的延伸，使“为人民服务”方向更明确，目标更具体。
习总书记考察深圳时进一步提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过去41年以发展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发展是为什么？改革是为什么？开放是为什么？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都要以人民幸福作为检验的标准。这可以说是党的执政理念的创新与革命。但目前在认知上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在工作中没有跟进的措施。
所谓新时代，就是从发展为目标转向幸福为目标。这不是不重视发展，发展是人民幸福的基础和条件。但发展毕竟停留在物的层面，幸福在广度上要覆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领域，深度上要深入到人的物质、情感、精神层面。任务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
他对邓小平理论的深刻理解
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从方法论上，一定要抓突破口，使其他问题迎刃而解。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今天，我们就要找一个启动中国新转折、新改革的支点。 邓小平是怎么启动改革的？当时面临的任务，是要扭转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倾向，从政治挂帅转向发展经济。他讲要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要把经济搞上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然后，他讲“实现四化是最大的政治”。这是从政治出发，落到经济上，完成了从政治第一向发展第一的转折。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这就是邓小平启动中国改革的支点。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断，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在国贫民穷的情况下，取得了全党和全民的共识。从这个支点出发，他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不问姓社姓资，引入市场经济、推动改革开放。从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了中国的基本国策。
“发展第一” 扫除了一切对发展经济的干扰，实现了改革40年的高速发展，同时也为非科学发展大开了方便之门，产生了一系
列严重问题。发展是笫一、GDP为目标，各级政府压低劳动、环境、资源成本竞相建设投资者的天堂，采用拼劳动、拼环境、拼资源的方式来实现增长，这就形成了低消费、高消耗、恶环境的非科学发展。发展成果的分配，向经济建设倾钭，投资率趋高；向政府自身倾钭，行政开支加大；勿视民生问题，公共福利短缺。出现了种种问题怎么办？发展中的问题用发展来解决，结果越发展，问题越严重。
邓小平领导中国完成了从政治本位向发展本位的转折。今天，中国面临从发展为目标向幸福为目标的转折。这是否违背邓小平理论呢？
邓小平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思想，将中国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先发展起来，二是再解决发展起来存在的问题。
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今天我国显然处于“发展起来以后”问题不少的阶段。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十分明显，“发展第一”的方针是解决先发展起来，发展起来以后就要采取其他手段、方法、方案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把人民幸福作为奋斗目标、检验标准、执政理念，那就能以此为纲，带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全面改革，这就有了抓手、有了重点，也有了路径和方法。
他力推制定为人民谋幸福的民生长远规划
提高民众幸福感最重要、最直接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我国制定了十四个五年计划和规划，这些规划，过去以工农业总产值，后来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目标，重点是发展，有量化的指标，以产业政策和项目建设作保障。其中民生也有一章，大都是定性的承诺，没有或者很少量化的指标，资金更没有保障。所以，政府都采取一年办几件实事的做法，导致民生问题打补钉、碎片化。民生问题需要系统化、制度化、目标化地解决，需要专门制定民生长远规划。
保障发展的成果落到改善民生上，这就能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率，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強大动力。不仅如此，民生改善了，社会分化缓和了，社会就稳定了；民生改善了，不满情绪缓解了，就能巩固执政基础；民生改善了，有利于提升道德水平；民生改善了，为破坏生态环境减少经济动因。所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改革要紧紧围民生这条主线推进。
首先在认知上要摆正发展经济和保障民生的关系。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保障民生，发展经济是为保障民生提供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提出发展第一，是因为不发展经济，无法改善人民生活。后来在实践中，把发展作为目标、作为政绩，产生了重发展、轻民生的倾向。为人民谋幸福，保障和改善民生无疑应放在第一位，这不是不要发展，而是明确了发展的目的。
其次保障和改善民生应以公平、共享为核心理念。现在，从中央到各级政府都开始重视民生，到处可看到，政府的报告中民生投入增
加了多少，民生占比提高了多少，民生实事办了多少。但民生建设不提是否实现了公平共享，是否惠及全民？这就可能民生投入越多，越不公平。
他力促国家把分配制度改革提上议事日程
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在发展经济基础上要搞好分配，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但发展生产力不等于社会主义。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的同时，必然优胜劣汰、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就应该运用看得见的手，通过财政分配，建立覆盖全民的均等的公共福利制度，并且向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倾斜。
目前，财政分配实行逆问调节，东西部向东部倾斜，城乡间向城市倾斜，户籍与非户籍向非户籍倾斜，高学历与低学历向高学历倾斜，总之越有保障的越多保障，越需保障的越少保障。社会保障的不公平、不合理，加剧了贫富差别。
第一、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外来务工人员、非户籍居民，获得的社会保障少，带来居民消费率低仅为39%，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导致拉动经济的动力不足而下滑。
第二、贫富悬殊，带来各种社会问题，政府与民众的冲突与不同群体的冲突频发。
第三、质疑改革、不满政府的譽论泛滥，影响党的执政基础。
第四、社会不公，带来社会道德水平下降。
第五、損害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
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需要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提供物基础，更需要公平、合理的分配，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健全的社会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财政分配。
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3万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5万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7.2万亿元，国有企业上交利润0.28万亿，中央国债余额15万亿，地方债20万亿以上〔不包括地方隐性债务〕共计68.28万亿，占2018年GDP90万亿元的75.8%。三分之二以上的国民收入再分配，这实在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头等大事。这是全国人民的钱袋子，政治民主应从经济民主起步。
第一、财政信息完整、透明、公开
财政的钱计划怎么花，最后花哪里，要让社会公众知道，人民代表看懂，这是接受监督的基本前提。我国预算支出按功能分成10多“类”，每一个“类”又划分若干“款”。在编制到“款”的情况下，资金用途的具体去向是不明确的，也就无从监督与审议。建议改为“按经济分类的预算公布到款，按功能预算分类公布到款与项；其中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等机关运行经费的预算和决算情况应当公布到项级科目。”
第二、控制政府运行支出
强化预算约束的重要目的，是控制和降低我国政府的运行成本，从而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对“机构运行支出”制定刚性支出标准。为此有必要把政府支出分为“机构运行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两大类。
对“机构运行支出”制定刚性支出标准。
按各级党政机关（不包括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部门）公务人员占常住人口的千分比制定合理的“财政供养人口标准”，以界定各地政府规模。用几年时间，把目前各地编制内外的财政供养人口压缩到标准以内。
第三、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承认地区差别并逐步缩小差别的原则下，分几档制定地方各项“公共服务支出”标准，每年根据预期经济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增长率进行调整。各项公共服务支出标准合计，形成一个地区总的“公共服务支出”标准。应制定时间表，逐步缩小因历史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的地区差别，逐步消除特殊群体对公共服务的占有，缩小政府公务员、企业人员、城乡居民等各类人群之间的差别。
第四、強化人大监管功能的制度安排
改变人大对财政监管 “实质虚置”的状况，需要对人大审议制度进行相应改革。一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与地方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对预算草案与预算调整进行初步审查时应召开专家座谈会、听证会、质询会等方式，并允许公众代表和媒体参加。二是将各级机构编制部门归属于各级人大，新增财政供养人员由编制部门召开听证会等方式，进行初步审查，并允许公众代表和媒体参加。三是将各级审计部门归属于各级人大，负责对决算草案进行审计。四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与地方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对决算进行初步审查时，政府部门应接受质询，并允许公众代表和媒体参加。五是适应审查工作的需要，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与地方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需充实人员。六是各级人民代大会延长会议时间，审议预算草案及报告、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他认为幸福中国是社会体系再造、价值理念重塑
要让中国人民幸福起来，走幸福中国之路，这是巨大的系统工程，横向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纵向关系政府、社会、民众等所有层面。
政府层面，改变评价目标和评价主体，由反映民众幸福的幸福感与幸福度合成的幸福指数代替GDP，用以考核政府的政绩，每年由政府提出整改措施，民众参与，人大审议。从民众幸福入手，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与建设，这将从根本上改善政府行为，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公共决策的改进、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鼓励创建幸福城市。徐景安于2011年、2013年分别为汕头市与德州市制定创建幸福城市实施方案。
社会层面，创建幸福社区，居民幸福成为社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建幸福企业，员工满意、顾客满意、股东满意成为企业治理
准则。创建幸福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学生的幸福人生打基础。发育各种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依靠社会力量及民众自身的力量，健全公共服务，提高幸福感。
2011年徐景安指导深圳市盐田区建设“幸福社区”。指导深圳市农产品股份公司、深圳市巴士集团建设“幸福企业”。 农产品公司、巴士集团获得第二十一届广东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巴士集团还获得国家二等奖。为此，徐景安荣获“幸福管理•2011年理论创新和实践引领者”奖。
2014年，他指导深圳市海吉星公司、深圳昆仑控股有限公司进行“幸福人格培训”；2015年，指导和培训上海颐和苑老年服务中心建立幸福养老模式；2017年，推进深圳龙岗区“共享龙岗、幸福龙岗”建设，进行《龙岗居民民生入户调查》，创建幸福社区试点等等。
民众层面，改善家庭行为与个人行为，推进幸福家庭、幸福人生的建设。政府与社会为民众幸福创造环境，民众幸福不幸福，最终取决于自身。我们要改变一切能改变的，我们必须面对不能改变的。幸福的钥匙在每个人手中。
幸福中国的核心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价值目标的改变，从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财富最大化转为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
一是金钱与幸福的关系
市场经济以金钱为追求，有其客观必然性，也有其合理性。
在日常生活中，柴米油盐、结婚生子、教育医疗、买车买房、旅游逛街，哪一样不需要钱？金钱是人生存和享受的基础，也是实现事业和理想的手段。但把挣钱作为唯一、至上、终极的目的，成为衡量人的价值标准，这就步入了误区。
从全社会来说，对于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不同兴趣的人来说，用金钱来衡量，是不合理的。逼迫公务员、医生、教师、文人抛弃或背离自己的职责追求金钱，是不道德的。现如今，舆论导向、社会氛围对财富的过分炫耀，使人们以为有钱就幸福、有钱就成功，以至为了获取金钱而不择手段，既造成对他人和社会的伤害，也使自己走上不归路。
金钱是获得幸福的物质基础和手段，但不是幸福的唯一、更不是全部。
幸福的来源是：
物质层面。物质需求的满足，能带来幸福感。但物质层面的幸福感，是短暂的，需要不断的新的刺激，而效果是递减的，而且还有可能是有害的。所以，人单单追求物质幸福是不够的。
情感层面。亲情、友情、爱情，信任、拥护、爱戴，都会带来幸福感。来自人和人的真情所产生的幸福感，要比来自于物质层面的幸福感长远得多、持久得多。而且多多益善，没有害处。
精神层面。最幸福的是超越生命有限的永恒。只要你的生命存在能夠给自己幸福，同时也给他人带来幸福，而被人怀念，这就是永恒。
所以，金钱只是幸福的一个来源，不是全部，不能以金钱至上，更不能为金钱而不顾一切、不择手段。
二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现代人崇尚自我，首先考虑满足自己的需要。上什么学校，选择什么职业，到哪个单位就业，以什么为兴趣，这都是出于自我的需要。但是以自我为中心，要求他人都要以你的需要为上，不顾忌他人的利益与感受，这样的自我是不会幸福的。
爱自己。
爱自己有三个层次，一是本能的爱自己，为了自己，损害他人，这与动物没有区别；二是理性的爱自己，以不损害他人为原则，否则就会受到道德的谴责与法律的制裁；三是悟性的爱自己，真正爱自己，就是要实现生命价值。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一定爱他人、爱大家。
爱他人。
孝敬父母。最不能忘记的是父母，他们养育你、记挂你、关心你。要知恩、感恩、报恩。对父母最大的回报，就是你们的健康、平安，不要再为你操心；还有物质的赡养与情感的关爱。
亲近周围。与你朝夕相处的恋人、配偶、孩子、兄弟、姐妹、同事、朋友、老乡，他们是你幸福的重要来源。
博爱他人。中国人对认识的人一般还是比较讲情谊的，争买单、很谦让、讲礼貌，但一旦超出熟人的圈子，那就不客气了。这种情况应该改变，对陌生人也应该乐于相助。
爱大家。
遵守公德。中国人讲私德，不讲公德，没有遵守公共秩序的习惯，就是两个人排队，也非要挤到前面去。很多人喜欢乱扔垃圾、大众喧哗、争抢座位。我们一定要克服中国人的这种陋习。
保护环境。环境污染已威胁人类的生存，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全世界有18亿人由于饮水污染身患疾病，导致每年500万人死亡。人类受化学制品的毒害，男子精子减少55%，妇女不孕症增加。在污染源中，工业污染占41%，生活污染占59% 。爱护环境从自己做起，以身作则，感染他人。这是现代人的良知和道德。
节约资源。每一个人应该做到少消耗一点、少浪费一点，节约每一滴水、每一张纸。请客吃饭不要弄一大堆菜，尽量不要浪费。
爱集体、爱家乡、爱祖国、爱人类。随着爱的扩大，造福社会和世界，生命价值提升，幸福感提高。
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西方文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道德的凝炼，是完整的人性追求。
三是获取与付出的关系
现代人重于获取，升官、发财、出名，票子、车子、房子，获取了、得到了才感到幸福。但社会中每个个体都以获取为前提，必然带来矛盾与冲突。其实一个人能获得会感受幸福，能付出也能幸福，而且更大的幸福。
因为付出，代表你有能力，说明你有财富，或者有智慧，或者有才华。一个乞丐把跌倒的人扶起来，说明他有体力、有爱心。
因为付出，代表你被需要，一个被他人需要的人，就有存在感。一个不被需要的人是废物。
因为付出，代表你有价值。今天许多人说，要实现自我价值。一个人的价值，最终是由社会来衡量的，你能造福他人、社会、国家、人类，就会受到爱戴、表彰、荣誉，这就是伟人。一个普通人能给家人、同事、朋友、顾客带来幸福，也会受到肯定、信任、喜爱，而感受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而幸福。
四是幸福与道德的关系。
经济水平提高，道德水平下降，成为困扰社会的问题。于是，呼吁人们要讲道德。他曾经与一个年轻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凭什么要我们遵守道德，如今最需要讲道德的是官员、教师、医生、商人、文人……因为他们掌握、影响其他许多人的命运，他们应该是道德的楷模，社会最有良知的精英们都做不到，为什么要求民众？他的观点的核心是，要我讲道德，以社会讲道德为前提。反过来，人家不讲道德，我就有理由不道德。总之，不讲道德振振有词，讲道德反而虚弱无力。为什么讲道德？这个问题没解决。
徐景安回答说：信基督的人，为了上帝讲道德，否则会受上帝惩罚。信佛的人，讲因果报应，为了来世要积德。那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为什么讲道德呢？是为了你自己的幸福。你不讲道德，会受舆论的谴责或法律的制裁。幸福与道德同在，离开道德越远一定越不幸福。
他人是否讲道德，不应成为你讲道德的前提。一个讲道德的人，一定受人尊敬和信任。人际关系好，社会信誉高，是一个人幸福的来源和前提。在信任成为稀缺资源的情况下，道德是商业的核心竞争力。河北一个卖油条的小伙，承诺他不用炸过的油，一夜成名被称为“油条哥”，他卖的油条比别人贵，但买他的油条排起了长队。
所以，一个人讲道德，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你自己的幸福。反之，一个不讲道德的人肯定不幸福。
他深度阐述改革的目的就是创建幸福中国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阐述了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这里提出了三个目标，一是国家富强，主要以国力来体现，集中表现为财力、军力。二是民族振兴，主要以文化来体现，集中表现为法纪、道德。三是人民幸福，主要以民众的感受来体现，集中表现为幸福指数。
这三个目标中，国家富强是为人民幸福创造物质条件与安全保障，民族振兴是为人民幸福提供社会环境与民族自信，人民幸福则是终极目标与衡量标准。习近平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所以，中国梦的正确解读就是幸福中国，幸福中国就是幸福社会主义，幸福中国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中国就是全面小康。把幸福中国作为中国梦，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这就从理论与实践上与忽视民众个体幸福的旧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而是把公共利益至上与民众普遍幸福结合起来，真正为人类创造美好的理想的新社会主义。
今天重新回顾社会主义倡导者的话，可以坚定幸福社会主义的信念与建设幸福中国的决心。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说：“我们的一切行动，应以快乐和幸福为最终目的。” 18世纪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巴贝夫说：“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而幸福存在于平等之中。” 著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欧文说：“人类的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圣西门更为直截了当的说：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以实现普遍幸福为直接目的的社会制度”。
青年马克思曾充满激情地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就不会被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指出： “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个人幸福和大家的幸福是不可分割的”
上述种种表明，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们所倡导的就是幸福社会主义，今天中国就要坚定不移地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创建幸福中国。占世界人口4%，却消耗世界资源的30%的美国并不能代表世界的未来。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中国实现幸福之路，对国际社会来说具有世界意义。幸福中国也将为港澳台的各阶层所接受。
创建幸福中国，是中国人民及其领导者的新时代担当。一旦走出一条创建幸福中国的成功之路，必将引领全球共同走向“创建幸福世界”之路！也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共同的价值观。
他倡导要建设人类新文明
1989年，随着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当今世界上，我们难以想象出一个从根本上比我们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或一种不以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未来。”从而得出了“历史终结论”。
徐景安在2021年7月20日《为人民谋幸福而奋斗到底》一文中说：
近现代文明是西方开启的，经济发展、财富增加、科技发达，创造了灿烂的人类文明，同时也使人类文明陷入不可持续的陷阱。
全球现代化是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而财富的占有和消费是以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在世界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的基本水准的情况下，对地球资源的使用已超出地球承载力的25%。
现在占世界总人口23%的发达国家，其收入占世界总收入的60%，个人消费占85%，同时这些高收入人群消费着全世界58%的能源、86%的铝、84%的纸、80%的钢铁和75%的木材。发达国家人均消费的自然资源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消耗的20倍。
英国未来基金会的迈克尔.威尔莫特和威廉.纳尔逊在《复杂的生活》一书中指出：“在过去50年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并没有使人们增加多少快乐。这是进步的悖论。今天的一代人比以前更富裕、更健康、更安全，享有更多的自由，但他们的生活却似乎更压抑……”。
一个国际研究调查组织对25个发达国家的国民进行的一项“你是否每天愉快”的抽样调查表明，60%以上的人已经做不到每天都有愉快的感觉了，其中20%的人明确表示“我每天都不愉快”，还有人强调说：“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愉快，我就是不愉快。”
这就是说西方开启的现代文明存在三大问题，即不持续、不平等、不幸福。
2021年1月2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表示，现代资本主义“行不通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为中产阶级提供了“进步”的机会，但这个体系如今已经“破败”，面临“深刻的道德与经济危机”：许多工人在经济受冲击后失去工作。马克龙形容，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存在两个“国王”，即股东与消费者，而付出代价的是工人与整个地球。
2011年7月7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以《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为题发表讲话，把“为人民谋幸福与政党的责任”作为世界的命题。为人民谋幸福成为国内到国际、内政到外交的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的历史转折。这意味着
中国共产党将肩负着开创以人民幸福为目标的人类新文明。
中国人民需要幸福，世界人民需要幸福。历史决不会如福山所说终结于西方创造的资本主义文明，而将终结于以幸福作为人的终极目的人类新文明。
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现代文明与幸福最大化为目标的人类新文明是什么关系？马克思说：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上，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现代文明是创建以幸福最大化为目标的人类新文明的必经的历史阶段。财富是幸福的物质基础，物质层面的满足是幸福的来源之一。
早在2007年8月8日徐景安在《中国新文化与人类新文明》一文中说：“中国的新文化、人类的新文明就在于，引导人不仅追求物质性幸福，也追求精神性幸福，即人在寻求物质享受的快乐和幸福的同时，也从精神的追求中即真诚的亲情、真诚的爱情、真诚的友情、真诚的工作、真诚的服务、真诚的奉献中获得快乐和幸福，从安宁的心灵、健康的体魄、淡泊的生活、关爱的人际、和睦的氛围中获得快乐和幸福。”
徐景安所说的人类新文明，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构想，在资本主义之后，就是追求幸福最大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说。
他主张建设幸福示范区和幸福永久性会址
习近平把为人民谋幸福，不仅成为治党和治国的核心理念，而且宣告于世界，这是创建人类新文明的开端。
道德经有句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借用这句话，“道”就是核心理念，其他的一切都是从“道”派生的。对治党和治国来说，确定了核心理念，就应该派生出方针、政策、制度、道德、规范，决定内政与外交，从国内到国际，成为逻辑的治理体系。
毛泽东就是以政治为“道”，派生出阶级斗争为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狠斗私字一闪念，直至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就是以发展为“道”，派生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不问姓社姓资。
习近平就是以幸福为“道”，必然的逻辑就是以人民幸福为纲，统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全面建设和改革，出台一系列围绕人民幸福的方针、措施、规划、标准。这就是说，要把为人民谋幸福的意向、意愿、意志变为一个体系、一个实体、一个制度。
这场变革是深刻的。现在纷纷成立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但最需要成立的是习近平为人民谋幸福思想研究中心。现在纷纷创建示范区，但最重要的建立幸福先行示范区。
创建幸福中国，创造人类新文明，从理论到实践、从观念到行为，都需要创新。一是清理与为人民谋幸福思想相悖的口号、理念、方针、措施。二是研究创建幸福中国的内涵与标准，路径与方法，内政与外交。
他建议建设幸福永久性会址。瑞士有个达沃斯小镇，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在这里举行而闻名世界。我国海南有个博鳌镇，博鳌论坛成为亚洲论坛的永久性会址。当今世界与中国面临来自共同命运的挑战和未来的选择，非常需要一个世界性的永久会址，讨论如何应对。
第66届联合国大会决议将3月20日定为“国际幸福日”。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
幸福成为世界与中国的永久性的议题。
幸福永久性会址的建设将吸引国际和国内各种以幸福为主题的论坛。每年3月20日举行国际幸福论坛，邀请国内外政要、专家参加。
幸福世界、幸福国家、幸福城市、幸福企业、幸福社区、幸福学校、幸福养老、幸福家庭、幸福人生各种专题讨论或讲座可在这里举行。可以开展幸福感调查、幸福度测评、幸福指数研究。成为幸福的研究中心、学习中心、传播中心。
会址将开辟幸福館，陈列有关幸福的著名论断和标志性的成果。
2014年6月28日首届幸福国际（北京）论坛通过《21世纪幸福宣言》。
上述文字雕刻在墙上，以中英文显示。
制作反映人民幸福的視频，显示一组组最灿烂的笑脸，给参观者强烈的幸福感染力。
与城市建设以高楼作为标志性建筑不同，以展示人民幸福的人文景观作为标志，寓意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从物为中心向人为中心的转变。
建设幸福永久性会址，具有国内与国际的重大影响。
第一、第一届幸福国际论坛开幕塈永久性会址的落成，邀请联合国高管、各国政要、中国领导人及国内外幸福学者、著名企业家参加，造成巨大影响。
第二、要成为世界和中国研究幸福的平台，研究国民幸福指数，举行幸福感调查，发表权威性的论文。与世界研究、测评幸福的机构合作。集聚一批幸福专家，为幸福的需求者提供指导和服务。
第三、幸福永久性会址，也可为其它会议提供场所，闭会期间可成为参观的旅游景点。
第四、要创建为幸福城市，成为新时代、新文明的示范和榜样，与幸福永久性会址的落成，而闻名于世界与中国。
第三章 为中国精神文明建设探索新路径
徐景安现为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深圳市景安精神关爱基金会执行理事长。从经济改革转为情感护理，这个转身为许多人不解。他解释说，过去从事改革是为了物质文明建设，现在做的是为了精神文明建设。终极目的都是为了人的幸福，区别只是过去是编制内的体改委主任，现在是编制外的体改委主任。
他开创了保障精神健康的新领域
2004 年他在《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中指出，随着经济发展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他对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尤为关注。 每年自杀人数，大大高于交通事故死亡、工伤事故死亡、刑事案件死亡、自然灾害死亡的人数，成为高自杀率国家。严重精神障碍者1600万，在疾病排名中已超过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居于首位。15岁至35岁自杀成为死亡的首因。深圳10年间精神障碍率超过100倍。这使徐景安大为震惊，引发了思考，进行了研究。
他提出保障和改善国民精神健康，分三个方面：精神病医治、心理障碍治疗、情感困惑排解。他将后一项称为情感护理，这是保障民众精神健康的基础性的工作。人人都有情感困惑，人人都需要情感关怀，就像汽车需要保养，人的情感更需要护理，如果得不到疏导、护理，就会形成情绪问题、心理问题、甚至心理障碍，心理障碍严重也就可能转变为精神疾病，有的人会做出自杀、杀人、犯罪等行为。
于是，他创办了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2009年4月28日开通“情感热线”88851085（帮帮帮我一定帮我）以来，免费接听了5万2千多个电话，成功避免了高危事件 35起，其中企图自杀案19起，报复家人案9起，报复社会案7起。
2011年徐景安被评为“鹏城慈善行为楷模”
经过10来年的实践，2018年他写出了《情感护理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专家的高度评价。
刘福源（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名誉理事长）：
《情感护理的理论和实践》内容精彩、非常丰富。“情感护理”旨在全社会倡导情感关怀的理念，这是社会需求和时代需要，是一项意义深刻的系统工程和服务体系，具有专业性、新颖性和实用性，值得推广。
时勘（中国心理学会监事长）：
《情感护理的理论和实践》有三点创新：一是将心理健康、心理卫生提升为国民精神健康，强调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应由主管部门负责；二是从专业的角度，提出从情绪入手，通过倾听、安抚、询问，帮助当事人从发生的事件中认识自己、改善自己、提升自己，而不停留在处理危机的的技巧和方法上；三是提倡所有人都责任和义务关注、关心、关怀他人的情绪，进行安慰、沟通、疏导，在全社会倡导情感护理的理念。创造情感护理的氛围，建立情感护理的制度。
王嶶华（中国幸福力倡导者）：
情感护理理论，我觉得是最落地的，适用性最强的，是非常好的有创新性的关键词，这标志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状态，是研究成果心血和智慧的凝结。我觉得无论从理论体系、框架的设定，还有关于应用上来讲，以及这个方向的研究都是非常别具一格，独树一帜、标新立异的，情感护理这个词会被很多人接受，因为感觉温暖，能夠进入千家万户。
张立红（清华大学出版社第八事业部主任）：
心理学是西方人发明的，中国人也可以开山立派。我觉得可以开创情感护理学，创造自己的学科和体系。徐老师做的不止是一本书，而应该是体系化的。线上和线下，书本和活动，咨询和讲课，立体化的、深入社会各个层面，给每个人带来温暖和幸福。
李彩英（首都师范大学心理系副教授）：
情感护理在咱们社会，无论是企业、社区，或者是家庭都应该成为一种理念，形成制度，人人维护自己的情感，关怀他人的情感，这一点和现在的心理咨询、心理教育不同，我的感触就是新，特别的新，对于每一个人的幸福，对于社会的稳定和谐，非常重要。
景玺霖（清华大学社科院社会健康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徐景安老师的《情感护理的理论和实践》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派，从宏观上把一直以来所提的“心理卫生”提升为保障国民精神健康，从微观上发动全社会以至全民参与，并全面阐述了情感护理师的职能定位、实践操作、职业素养，对从西方学来的心理咨询从我国国情出发做了补充、完善和提升，不仅为求助者提供技巧和方法，而且帮助他认识自己、改善自己、提升自己，对提高国民素质意义重大和深远。
胡赤怡（深圳市康宁医院副院长）：
徐老是我国经济改革领域的先锋人物，现在转向社会服务领域的改革与创新，对广大居民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他所提出的“情感护理”，有几方面的创新：其一，超越了现代心理咨询，对有些冰冷的认知和行为的倚重，直指现代人匮乏的”情感”；其二，弥补了现代社会工作，对政策制订和经济救助的偏重，所带来的对“情感”体验的重视不足；三，“护理”一词的提法，彻底打破了心理咨询中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貌似平等，实际上咨询师高高在上的不平等关系，使得“情感护理”供给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更趋平等。
至此，徐景安创立一个新学派：情感护理学，一个新职业：情感护理师。2018年12月起与深圳市心理行业协会合作举办了12期线上培训，共培训了221名情感护理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级情感护理师袁壁坚：
经历了这次培训，我最大的收获是对情感护理的理念越来越清晰了，学习到情感护理在自我、在家庭、在学校、在社区、在企业、在社区，甚至在整个社会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对于情感护理行业的前景越来越有信心，坚定了自己对成为一名优秀的情感护理师的目标。
一级情感护理师潘峻峰：
情感护理作为中国国民精神卫生健康领域从未有过的一个全新概念，全新课题，全新项目，如果用最概括的语言来描述本次网络课程的收获，那便是感受到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崇高精神，提升自我帮助他人，同时通过帮助他人升华自我。
一级情感护理师袁壁坚：
心理咨询目前很难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大部分人不愿接受心理咨询，不愿到精神疾病医院求医，谈心理色变。而情感护理从关注人的情绪、情感入手，人人都有情绪、情感方面的问题。只有民众真正愿意接受的，才有机会帮助他们实现自我的重新定位，才有机会真正的帮助到求助者改善自我，追求幸福的人生。情感护理比心理咨询能动员的社会资源更多，可以联动各类机构、部门，真正做到提升国民心理健康水平，满足日益增加的社会需求。
一级情感护理师辛永志：
情感护理提出的人人都有责任关怀别人，人人都可提供情感护理的理念，不但扩大了社会各阶层的情感联系，更给有情感困惑的人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支持与帮助，这对社会的稳定和谐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给我们心理咨询师解决来访者的实际问题指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
一级情感护理师袁壁坚 ：
情感护理打破了心理咨询不作价值判断、保持中立的局限性，站在更高的层次，着眼于未来，在解决求助者的情感困惑的同时，导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使求助者能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创造更为和谐的人际关际，提升其幸福感。通过引导求助者更好的适应现在的环境，发现自己的不足，采用积极努力的人生态度来发挥自身的价值，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为社会作贡献。
他开启了向全社会推广情感护理的努力
他指导浙江省金华市、河北省秦皇岛市、广东省中山市、湖北省荆州市成立情感护理中心。
他开展了情感护理进企业、进社区、进信访。
2010年起在深圳市农产品公司、巴士集团等企业建立情感互动中心6个；巴士集团从总公司到5个分公司以及61个车队建立了“情感互动站”。推行管理人员与员工、员工与员工情感互动，建立情感关怀的氛围和制度。
2021年他在龙华区政法委的支持下，以大和社区为试点，经过培训和考试，将28名社区基层工作者成为有资质的情感护理志愿者，正式挂牌成立大和社区情感护理站。
一级情感护理志愿者曹红飞：
“我从事妇女、民政工作已经有12个年头了。在服务社区居民的这些年，都会接触到家庭暴力、财产纠纷、婆媳关系、夫妻外遇、未婚生育等各种不同的婚姻家庭案件，学习完情感护理课程，我就像看到了曙光一样，为我在处理婚姻家庭案件上面的工作道路照明方向。不仅要帮来访者找到问题、分析原因，而且要帮助她认识自己，提升自己，找到属于他们的存在感和价值感。”
她举一个案例：一个单亲母亲有个患遗传病的孩子，又经济十分困难，处于焦虑与崩溃之中。她就“从关注、关心、关怀孩子妈妈的情绪作为切入点，通过倾听、安抚、询问、了解她的困难与原因，一方面利用政府临时救助帮助她舒缓经济的压力，另一方面鼓励她用积极的情绪影响孩子，使孩子阳光开朗。”
她认识到在工作中应该“给来访者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念、反思和调整来访者的人生定位与追求”，“让来访者的人生过得更幸福。”这样也能体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和工作意义。
她把工作做到居民的情感与心灵中去了。
一级情感护理志愿者李翠凤：
我从女士哭诉着上访因家暴想离婚这个现象入手，发现真正的原因是长期与丈夫缺乏沟通，与孩子教育发生分歧，继口角发生了肢体冲突。于是，利用学习的情感护理，与她聊天，疏导她的情绪，了解女士想法后，再与其丈夫三方约谈，很快双方敞开了心扉，误会化解了，在欢笑声中相拥离去。这就是情感护理倡导的找到问题、分析原因、提供对策的方法，成功解决了夫妻发生的冲突。
她使社区工作、社区服务不停留在现象表面，能夠找到发生问题的原因，真正帮助了居民。
一级情感护理志愿者吴凯珍：
我是一名居委会专职，学完了课程后，我觉得应该成为接受居民情绪的园丁，倾听居民的心声，让居民感受我们社区的温暖。在一次日常走访中，我发现了一个70左右的老人家，一个人呆在阴暗的屋子里，不会玩手机，腿脚也不方便，不能走出家里跟社区其他人交流。我感觉到了老人家的情感需求，就经常到她家里陪她聊天，也跟老人家的家属说日常要多陪陪家人，也鼓励老人家走出家门，跟社区其他老人交流聊天。
她学了情感护理的理念与方法，能实际的应用到工作中去，解决老人的情感孤独。
情感护理志愿者邱锦田：
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许许多多的人从农村走向城市。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许多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出租屋邻里间缺少来往，也没有朋友，遇到问题都是自己扛着，慢慢积累，严重的就会造成心理扭曲，甚至产生轻生或者报复社会的想法。我学习了情感护理，觉的非常适合网格员的工作。我们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看到我们都会抱怨一下，以前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开口。学了情感护理，我应该成为他们的倾诉对象、知心朋友，运用情感护理的方法开导他们，更好的工作与生活。
徐景安认为：他们学了情感护理，提升了对工作认知，懂得从情绪入手找到问题、分析原因、提供对策，帮助服务对象或者亲戚朋友，处理婚恋关系、亲子关系、老人关系。以此推理，深圳和中国的社区有庞大的服务工作者群体，经过短期培训就能发挥作用。以至所有做人工作的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尤其做维稳的、信访的，工青妇工作的，以及企业的管理者与人力资源，学校的老师，养老院的护理等等，都能接受情感护理的理念与方法，把工作做入人的情感，温暖心灵，就成为各个社会层面、各个社会角落中千千万万的一盞灯、一颗星，这将大大温暖我们的社会。再通过他们把情感护理的理念传递给民众，老公要关心妻子的情感，父母要关心子女的情感，子女要关心老人的情感，社区要关心居民的情感，教师要关心学生的情感，企业要关心员工的情感，政府要关心民众的情感。这就能开启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路径，创造保障民众精神健康的新方法，造就社会工作社会治理社会服务的新局面。
他将情感护理作为做人的再教育
他引用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序言中说：“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回答的问题，不在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创造了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文明生产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又创造什么样的文明。
他将情感护理的精髓作为做人根本的教育。
我们的社会简单来说，存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美好，一个是不美好。宏观上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微观上我们生活的家庭、工作的单位、个人的成长，都存在如意与不如意。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基本上也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能够用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使美好更加美好，而不美好的，能够通过努力转化为美好。当然，其中有许多是我们不能改变，或者暂时改变不了的。他们总是能够用积极的正面的态度来对待社会，对待人生。另一类人呢，就是消极，不满啊，怨恨啊，牢骚啊，自卑啊，绝望啊，严重的也就可能自杀、犯罪等等。
客观现实的美好和不美好，都不是很快能够转变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和他人相处，和社会相处？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更多的是关心人们的物质需求，告诉你怎么能够致富，怎么能够挣钱，这方面的学问啊、技巧啊、办法啊，成为教育、培训的重点。至于怎么做人的教育，这就成了很大的问题。家庭教育关注分数，学校教育重视考试，社会教育培训技能。企业要求员工创造业绩。政府主要关心发展。做人的正面教育，由于种种原因基本上不起作用。
一个人不会与他人相处、社会相处，这就成为精神健康问题的根源。
北大的心理学教授徐凯文说，北大新生的40%都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徐凯文教授称这些大学生得了“空心病”，意思是没有价值观。其实现在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以财富为标准，以自我为中心，以获取为追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市场经济，就是追求财富，追求自我，追求获取。这种价值取向的人，逐渐演变到为了挣钱而不择手段；为了自我，不顾忌他人；只想获取，不想付出。应该说这已弥漫到各行各业，造成全社会的腐败。持这种价值观的人，一定带来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会受到社会的谴责，甚至法律的制裁。更多的人则迫于工作压力与生活压力，不知如何应对？
情感护理从情绪入手，帮助当事人认识自己，找到自我定位。一个人的行为都是从自我定位出发的，这种自我定位，有的是有意识的，有的是无意识的，由天生遗传、幼年经历、成长环境、认知观念综合形成的。情感护理的功底就在于从发生困感与冲突的事件中引导他认识支配自己行为的自我定位，从改变认知观念入手，改善行为，养成习惯，形成性格，成为健全的人格。这是十分艰巨的事业，要改变人是非常困难的。这又是十分伟大的事业，因你而改变人生、摆脱不幸、走向幸福。
今天中国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新中国是革命时代，做革命人；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政治挂帅的时代，做政治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发展第一的时代，做经济人。
经济人就是以金钱为标准、以自我为中心、以获得为追求，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但同时也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其中精神健康恶化，社会冲突频发，人际矛盾众多都归因于此。
情感护理的职责就是引导、改变人的价值观，从追求财富最大化转为幸福最大化，从经济人转为幸福人。
结束语
2007年5月6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王占阳对徐景安《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的评价是《一部中国现代思想家的杰出著作》
王占阳说：我很少将现代中国的专家学者称为“思想家”，因为“思想家”的标准实在是太高了。许多专家学者都很有学问，但有学问却并不等于有新思想。许多人都有新思想，但他们的新思想却不是自己独创的，而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因而他们也不是思想家。许多人都能独立地提出若干新思想，但他们的新思想却是少量的和片断的，而并不是丰富系统的，因而他们也不是思想家。有的人虽然也提出了系统的新思想，但他却仍然不是思想家，因为他只是在较小的问题上形成了系统的新思想，而思想家却是能够在宏观问题上提出系统的有重要价值的新思想的特殊人才。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真正能够被称为“思想家”的人士，确实是少得很。
然而，近来拜读徐景安先生的大作《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我却惊喜地发现，在我们这个已经长期缺乏思想家的国度里，现在终于又出现了一位真正的现代思想家。
但徐景安与众多的学问家不同，不停留在思想、理论层面，而是投身于实践中。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他努力在这两个层面做努力。因此，称徐景安为中国的改革家、思想家、理论家，名实相符。
徐景安著有《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对策研究论集》、《深圳特区的崛起与中国现代化》、《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中国未来与理念革命》。《幸福中国丛书之一：中国新改革起航》、《幸福中国丛书之二：重塑中国核心价值观（上下冊）》、《幸福中国丛书之三：创建幸福企业》、《幸福中国丛书之四：情感关爱幸福之源》。《幸福中国丛书之五：幸福社会主义论》、《幸福中国丛书之六：情感护理的理论与实践》等一系列理论著作。
摘录于《信仰与担当》一书
刘臻文编撰于2021-10-11·深圳